作者：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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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祖宗是马列，祖国是苏联——从赖清德的祖国论说起。（图片来源：自由亚洲制图）
在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前后，总统赖清德连发“三论”：领土论、祖国论、新两国论，只谈简单的历史，就令中共无法招架，驳无从驳。赖清德的“祖国”论，当然令中共为之语塞，但却令我想起，中共的祖宗是马克思，它的祖国是苏联。今天中国大陆很多人戏称俄罗斯是中共的“俄爹”，完全有历史根据。
一、中共的祖宗是德国人马克思
何以见得中共的祖宗是马克思？从中共的口头禅可以看出。中共很多领导人都称自己的死是“去见马克思”。毛泽东早在上世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次会见外宾时说道：“我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一九七五年九月，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自知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于是在一次会见外宾时他平静地说：“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都把自己的“死”比喻为“去见马克思”，于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也都习惯把自己最后的归宿喻为“去见马克思”，大有以死后“去见马克思”为荣的感觉。这个反映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马克思是他们的老祖宗。从中共对领导人辞世后的评价，也言必称马克思。在对党内领导人的讣告中，给予“最高”评价的是称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江泽民），而毛泽东更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马克思是中共的祖宗。
除了潜意识认马克思为祖宗外，中共也曾经多次以马克思徒子徒孙自居。
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啊！”（见《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邓小平的“老祖宗”是谁？根据《求是网》的解释，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见《求是网》2015-03-05）。
所以，中共一向以自己姓“马”自居，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姓‘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祖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祖宗’”。（见“实现中国梦不能丢掉‘老祖宗’”，载《人民日报》2016-05-11）。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就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见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这个党固然要姓“马”，就连它的干部，也同样被要求姓“马”，更须信“马”（见解放军报2016年7月4日）。
这些以马克思为祖宗，自认姓“马”的表述，虽然只是形象修辞（figurative speech）的一种，不能深究，但却也反映中共心目中的真正精神家园所在。
二、中共认斯大林为“慈父”
中共这种在灵魂深处自认马克思列宁为自己祖宗的潜意识，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毛泽东在1949年赴莫斯科庆祝史达林70岁寿辰时，高呼斯大林(又译史达林)是自己的父亲。这件事，在2003年左右官方《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有此记载：
“在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上，毛泽东高声朗读了致斯大林的生日贺词，抒发他对斯大林的‘敬爱’：‘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共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见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疯疯癫癫僧”的《关于毛泽东称史达林为“父亲和导师”，可能是当时的流行语》）
根据官方版本，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史达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收录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并无称斯大林为父亲的字句。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因此认定这是谣言（见张捷：“毛泽东在给斯大林70岁生日寿辰时称斯大林为‘父亲’的谣言真相，载《乌有之乡》2013-10-03）。但根据博讯2012年12月27日《解龙将军：“毛泽东管斯大林叫父亲”》一文澄清，这是毛泽东当时脱稿说出：“史达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由于是脱稿讲话，没有收录在官方文本内（见阿波罗网引述）
笔者对这则“谣言”有以下看法：一，当最初“谣言”出现时，中共官方未有第一时间出来否认；二，证诸当年在内地公开流传的巨幅宣传画，都载有“慈父斯大林”的字样（见附图一）。假如没有中共最高当局的首肯，这些宣传画不可能出现。
附图一：1950年代中共称呼斯大林为“父亲”的巨型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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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中共为他举行“国丧” 还要求人民为他“戴孝”
1953年3月7日，中共发出为斯大林办国丧的通知：“斯大林同志葬礼定于三月九日（星期一）莫斯科时间上午十二时即北京时间三月九日下午五时举行。为了对于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苏联盟邦领袖的崇敬，特规定：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及由收音机得到通知的乡庄和市镇，在三月九日下午五时正，当地一切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员和街巷里弄居民以及正在行进中的人马车船等，均应停止活动五分钟，并就地肃立静默，所有当地厂矿、火车、轮船汽笛齐鸣，以示哀悼”。
通告同时规定：“正在生产中的工矿企业的动力间、熔炉，行进中的火车、轮船，进行中的医疗手术和紧急治疗，在鸣笛致哀时，可不停止活动；但车、船中的旅客，应肃立致哀”。
在之前一天，经毛泽东签署，《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致哀；二、在致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这种为斯大林“举国奔丧”的活动还要深入到强制人民为斯大林“戴孝”。于是发生这件“趣事”：在上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拒绝听从儿孙劝告佩戴黑纱，老太的理由很充足：“凭什么要我戴黑纱？这不是触我霉头吗？我还没死呢，你们都要戴孝了？还要我戴孝？”。事情汇报到居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反复向老太太解释，斯大林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现在逝世了，全中国每个人都要戴黑纱表示敬意和哀悼。老太太不买帐，“什么外国人死了要我戴孝？我不戴！”任居委会工作人员磨破嘴皮，老太太就是不从。最后，工作人员急中生智：“皇帝死了！你戴不戴孝”？“啊！皇帝死了，我戴我戴！”这则“笑话”看是可笑，实在可悲。（见王海：“1953，三月的那几日”，载《上观新闻》，文学城转载时题目改为“斯大林逝世，中国集体为其戴黑纱，是不是孝子贤孙，为洋人披麻戴孝，可谓奇观”）
四、中共认苏联是自己的祖国
中共是苏联一手创立及豢养的，它是作为苏联一手建立的“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苏联向中共提供思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类人才培训（笔者曾经在香港《众新闻》发表“中共党史系列”，详述这些事实。这里不赘），使得中共从一开始就视苏联为自己的“祖国”，例如：
中共在1922年7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宣称：“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以上根据－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五、苏联侵略中国时，中共竟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有了这种“以苏联为祖国”的基因，到“中东路事件”爆发时，就公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卖国主张。“中东路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较简单，是中国想收回中苏两国根据1924年建交声明中关于苏联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夺取的一切权益，想先着手收回苏联掌控的“中东铁路”，怎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反口不承认1924年的建交协议，出兵侵略中国，击败欲收回中东铁路的国民政府军队，并进一步夺取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自从中华民国1911年建立以来第一次遭受外国侵略，也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次失去土地。
在中东路事件上，明明是苏联违背建交宣言，拒不交还中东路，反而借事件侵略中国，所以，对苏联态度是考验每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还是叛国的重要关节点。在这件事上，中共中央竟然号召人民“反对中国进攻苏联”，刻意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角色对调，例如：
-《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
-《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
-《中央通告第57号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反对进攻苏联》、
-《中央通告第60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等。
（以上根据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红旗》第三十三期刊印，出处《中共中央档选集5》）
更甚者，则是号召全党“武装保卫苏联”（见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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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皆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程翔）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函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直接命令中共在中国各地发动武装叛变藉以牵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月来信”。
根据“十月来信”的指令，192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到了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决议仍然提出了一大串相关口号：A：拥护苏联！B：武装保卫苏联！C：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最迫切任务！D：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在战争中失败！E：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具体办法，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宣传、鼓动。中共很快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由李立三、罗登贤、李维汉三人组成的主席团，组织游行队伍极力声援苏联，打击国民党收回中东路的努力。
二是派出义勇队与苏联军队并肩作战。苏俄承诺每月供应3千万卢布，派当时在共产国际学习的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直奔东北，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人，组建“国际义勇队”（一称“红河赤卫队”），直接参加和国民政府东北军的战争，协助苏联进攻中国的黑龙江海拉尔之役。同时，共产国际派遣伍修权担任苏联红军翻译，帮助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城市等。
三是在国内到处发动武装叛变，藉以削弱国民党中央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武装保卫苏联”的指令，各地共党党委在1929年7月～12月，组织了一系列武装暴动，牵制着国民党的中央军队。
从以上分析人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共来说，它的祖宗是马克思，它的祖国是苏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十足的“卖国贼”。